2017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来自全世界120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和政党组织领导人，相聚在在中国首都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习总书记在发表讲话中多次引用“金句”，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在十八大以来，多层次多途径推进“朋友圈”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我们看到很多遥不可及的梦想渐渐变成现实，中国和世界同收益，各国人民同欢喜，迎着中共十九大构建的宏伟蓝图，中国文化翻译事业也必将迎来首个温暖的春天。
中国在十八大以来，多层次多途径推进“朋友圈”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我们看到很多遥不可及的梦想渐渐变成现实，中国和世界同收益，各国人民同欢喜，迎着中共十九大构建的宏伟蓝图，中国文化翻译事业也必将迎来首个温暖的春天。在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位熟悉的老朋友，那就是柬埔寨王国洪森首相和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务资政杜昂山素季女士，习总书记发表演讲时，他们神情愉悦，满怀期待，认真聆听。习总书记与贵宾代表握手合影时，称缅甸国务资政杜昂山素季来到了熟悉的地方，表达了其对杜昂山素季女士充满亲切之意。在与各国政党领导人合影留念时，我们高兴地看到洪森首相和国务资政杜昂山素季女士站在习总书记两侧。我们一同期待中缅柬等东南亚国家有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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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翻译文化维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中国文化走出的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毕飞宇是中国当代“走出国门”的作家中较为成功的一位，从其作品外译的历程中，可以提炼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从“中国文学走出去”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学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是国家历史传统与当代形象的重要载体，因此学界所热议的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从国家的层面看来，其本质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文学外译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径，文学出版发行以及版权服务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熊正德、郭荣风，2011:18)。然而，中国文学在国外普通读者中影响力依然有限，这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软实力战略的实施效果。黄友义先生曾指出:“做翻译工作，表面上看翻译的是文字，实际上是在翻译文化，是翻译文字背后深刻的思想。”(徐豪，2012:78)许多中国文学作品无论是背景设定，还是书写习惯上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脱离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中国文学很难真正被海外读者所接受。正如毕飞宇作品正是借着法国“中国文化年”的东风，打开了在海外的市场。因此，在追求高质量译本的基础上，可辅以相关的文化宣传活动，一方面吸引读者注意，扩大作品知名度;另一方面借宣传对读者进行文化“培训”，向读者普及中国文化，帮助其了解文学作品，使文化传播与文学译介相辅相成。培养高水平的本土译者“汉学家模式”仍是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主要倚重力量，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一模式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精通中国语言文化的海外汉学家数量稀少，过分依赖于这一模式，则决定了中国文学无法大规模海外传播;同时，海外汉学家更热衷于运用“归化”、“改写”等翻译策略，初时能减弱外国读者阅读时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冲击，帮助中国文学扩大海外读者群，但同时无疑制约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被海外读者熟悉与接受。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若想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我们必须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本土译者。然而，目前国内翻译市场惨淡，翻译市场不规范，从业人员薪资待遇差，导致专职文学翻译人才极度缺乏。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优化翻译市场机制，提高翻译人才待遇，培养通晓本国文化历史、熟练掌握目的国语言的高水平本土译者。注重与提高传播效果文学作品的海外译介，并不仅仅是翻译问题，“那种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或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学和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的观点，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谢天振，2013:1)。一方面，文学作品的外译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远看来应当走市场化的道路。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要求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外文化市场，而不是一味地忽视受众需求，忽视文化差异影响下的思维差异与阅读差异，盲目替国外读者决定他们应该阅读哪些作品。一些作品在国内或许未引起巨大的反响，却在海外传播广泛。比如，“《狼图腾》在国内影响力有限，但在美国影响很大，销量很好”(季进，2009:46);又如，2013年，中国网络作家慕容雪村的作品在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发行，代表了国外主流出版社对当代中国新兴的网络文学的认可。同时，好的翻译作品还应当辅以好的营销手段，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译本可谓经典之作，但无论从海外读者的接受度还是海外学术影响力看来，杨译本均不如本土译者霍克思、闵福德的译本，作品的宣传不足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赵芸，2010:21)。拥有好的作品，更应该加强和提高作品的传播效果，把好作品推介到读者面前，才能真正实现他们的价值。将翻译提升至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高度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因素已上升至国际关系的中心地位，巧妙运用文化因素已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我国软实力的核心，正如许钧教授(2012:12)所指出:“文化软实力无论输入还是输出，在我们看来首先是一个翻译问题。”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语境下，翻译曾担任过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进步知识分子通过大量引译西学，将西方的科学、民族、自由与共和的观念引入中国，并以这些先进的观念来推动当时中国的改革、革命与民族救亡运动;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翻译可以担当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软实力”。历史跨越百年，翻译的战略性意义依然不变，差别仅仅在于:在如今新一波的翻译大潮中，翻译的重心由“译入”转向“译出”。通过将中国作家与学者的作品外译出去，我们用一种温和的、隐性的、更易为人所接受的方式，传播着中华文化与中国的价值观，这便是借翻译之力而成的“软实力”。因此，只有将翻译提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高度，中国文化才能在不久的将来真正“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