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琳新闻

“翻译腔”是不是一个贬义词?

2019-05-09 13:46:00 user 59

微博和微信上常常可见一类帖子,列举一些英文的“美文”,然后用大量几乎完全脱离原文内容与形式,貌不合而神更离的译文来反证“中文的博大精深”,比如把乔布斯的情书和所谓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变成乐府诗、唐诗宋词,这样的游戏娱乐一下是可以,但那么多普通读者甚至文化名人都对此推崇备至,可见现今文学翻译的标准是何等陈旧和肤浅。

在翻译界,文学翻译是个很特殊的群体,我不知道别人怎样,但我自己其实常常能感觉到一定意义上的身份焦虑。文学翻译是不是一种特殊的创作?就个人体会而言,将世界级大师的原文转化为中文的过程,既不断刺激我在创作中的表达欲,有时候也会抑制我的表达欲—优秀的文本见过太多,到自己落笔,常常容易自我否定。这两种反向的力量究竟哪个更强大,还是势均力敌?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很想探讨一下翻译与写作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翻译文学是近代以来深入改变中国文学走向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这种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在今时今日正向更纵深处发展。但与此同时,这种影响往往被低估或者曲解,又或者流于表面,更多被提及的还是语言上的流变,程式上的借鉴,而非文学视野和思维方式上的渗透与对话。文学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的位置,其在理论上的认定仍落后于实践。

现代中文写作,及现代中文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世界文学潮流的逐渐吸收和接纳,反过来也对翻译文学的价值和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的转化。我们现在的读者与林琴南时代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

信达雅的标准,尤其是这个“雅”字,如今应该怎么理解?

在读者对欧式词汇和语法的宽容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信”和“达”又该制定怎样的新标准?每天都在诞生的新词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和速度引入翻译,才是合适的?

以前规范的译文中是绝对不可以保留原文的,现在,这个标准是否有必要打破?

在互联网轻易就能提供简单检索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必要削减原先简单的说明性注解,而扩大阐释性注解的比例?

……

这些上升到翻译理论就是所谓异化与归化之争,但它实际上确实在影响我们这些从业者每天的翻译实践。翻译实践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我们每个翻译者的平衡点都不同,所有译者在同一时代形成的平均值在客观上就构成了时代的标准。我认为,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在研究新标准的制定时,“翻译与写作的关系”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研究。是否对这个问题有足够的重视,是一定会影响到标准的制定的。如果不把这一点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而仅仅让“维护汉语纯洁性”这样大而无当的僵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来要求文学翻译,显然是落后于时代要求的。

长期以来,翻译体或翻译腔在很多场合都是作为一个贬义词而存在的。但实际上,翻译文学与原创中文作品客观上确实在“体”、“腔”、“格”上有不同,而这种“不同”本身不仅应该是中性的,甚至也是十分必要的。形象地说,我认为,在文体的革新上,翻译体既要兼顾每个特定时代读者接受度的平均值,也始终应该保持着比原创文学“快半拍”的节奏,形成对原创文学的刺激,这样它才更有存在的价值。

举两个反面的例子。

其一,微博和微信上常常可见一类帖子,列举一些英文的“美文”,然后用大量几乎完全脱离原文内容与形式,貌不合而神更离的译文来反证“中文的博大精深”,比如把乔布斯的情书和所谓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变成乐府诗、唐诗宋词,这样的游戏娱乐一下是可以,但那么多普通读者甚至文化名人都对此推崇备至,可见现今文学翻译的标准是何等陈旧和肤浅。在我看来,如果要增加民族自豪感,加强中国古典文学造诣,那还是去读纯正的乐府诗或者唐诗宋词,来得更地道些。如果希望通过借鉴译文来丰富中文的表现力,打开创作思路,那为什么要如此洋洋得意地破坏原文的内容和结构而浑然不自知呢?对于这样的标准,我个人在翻译实践中是坚决抵制的。

其二,多年来,不断有读者通过各种渠道反映,福克纳的作品连着几页没有标点是印错,或者是翻译的问题,哪怕在我们告诉他们原作如此的情况下,仍然认为我们有责任替作者断句。我觉得,其实更应该反省的是现当代文学观念普及上的问题—我们的读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世界文学?这些问题的解决,其实不光要靠翻译界,创作界对读者的影响可能更直接,更重要。中国作家只有在创作中用更开放的心态容纳世界文学潮流,与之对话、互动、撞击,用更先进的标准“请进来”,反过来也有利于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值得一提的是,介于翻译与写作之间或两者兼备的译者/作家,是对上述互动和碰撞关系最敏感的人群,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两个例子是村上春树和纳博科夫。他们本身也都同时担任翻译,而且毕生都对翻译投入较大的热情和尊重,这种实践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创作的文字。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广西翻译公司转载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