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这一术语有不同涵义。美国翻译理论家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给“后殖民翻译研究”(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下定义时,列出了“后殖民”的三个时间段:一、殖民地独立以后;二、殖民地开始以后;三、以权力关系为参照的后殖民主义视角———全部人类历史①。与此相关联,后殖民写作(或称后殖民文学)和后殖民翻译大概也可以做这样的三种时间划分。然而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难解难分。有时候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可以互相当作譬喻。后殖民写作可以被看作比喻意义上的后殖民翻译,后殖民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被视为后殖民写作。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有时候界限不清,彼此难以分辨。因此,巴斯内特和特里维蒂在1999年把后殖民写作纳入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范畴之内②。另外,关于“殖民地”也有不同的理解,这关系到后殖民写作的范畴。比如白人殖民地与非白人殖民地之间的区别。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爱尔兰等白人殖民地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有何异同?尤其是大英帝国的殖民问题,更加复杂难解:爱尔兰把自己看作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尚且说得过去,而如今连苏格兰和威尔士也把自己看作英国的殖民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后殖民文学写作自然超出了我们一般意义上思考的范围。既然后殖民写作范围扩大了(加入了反殖民的苏格兰文学和威尔士文学),那么后殖民翻译研究也要相应拓展领域,关注某些帝国内部(例如英国)甚至更多国家内部的后殖民翻译问题。这意味着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外延需进一步扩展,可能更多地借助于罗宾逊的第三种划分:时间上包括全部人类历史,内涵上以权力 (强弱对比)关系为参照,而且国家和民族的疆界也要重新考虑,不以政治主权的独立为唯一标准。要廓清更大范围的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即包含着后殖民写作(或后殖民文学)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一步一步梳理清楚。
一、蒂莫志科的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观
在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特里维蒂(HarishTrivedi)1999年编著的论文集《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Practice)当中,有玛丽娅·蒂莫志科(Maria Ty-moczko)的一篇论文“后殖民写作和文学翻译”(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③。该论文较为清晰准确地探讨了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问
题。蒂莫志科所称的“后殖民写作”有明确界定,指原殖民地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④。她说的后殖民翻译不仅是后殖民写作(原殖民地人民用原殖民者的语言写作)的比喻,也指实际意义上的语言文字间的翻译。蒂莫志科把翻译的范围界定在文学翻译之内。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的第一区别是表现对象问题。后殖民作家表现的是文化,以及文化中的一切。相对而言,后殖民译者面对的仅仅是文本,虽然文本也涉及到文化。第二区别:关于原文中的一些语言专有项(language-specific items)、文化专有项(culture-specific items),译者不得不做出选择,是传译还是放弃。译者难免受忠实或自由难题的困扰。蒂莫志科以为,作者的自由空间更大,与译者相比,更容易平衡文本陌生化和可读性的关系。最后一个区别似乎并不明显。译文可以通过前言、注释、评论、词汇表、地图等提供背景知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译文。作品与之相比,能做的似乎少一些。不过当今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一些以他国文化读者为对象的作品,同样可以加上词汇表、地图等附加信息。这方面译文和创作作品区别不大。蒂莫志科着力发掘的是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之间的相似之处。它们的一大共同之处是译者和作者都面临着跨文化交际问题,他们都需要使得某些语言文化材料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让他国文化的读者了解。译者和作者都肩负着桥梁一样的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解决语言、文化差异问题。以读者为参照,原文中的语言专有项、文化专有项必然会有取有舍,译者的立场也因此显露无疑。除此之外,译文还要考虑信息量。为了让读者明白,译文往往用更多文字来解释原文中的人和物,以及现象等。所以译文一般会长于原文。不过后殖民写作的情况跟翻译十分类似。面对要表现的文化,没有人能主次不分,面面俱到。作者也不得不有所选择,甚至简化所表现的文化。弱热文化中的作者,或者说后殖民作者,在创作时,自我立场也渗透到了作品中。作者难免要进行判断,从自己的视角解释弱势文化。对于后殖民作者和译者而言,客观中立是不可能的。对文化的取舍会清晰地刻画出他们的立场。语言文化专有项是一块试金石,它可以用来衡量文化互动间的各种关系。蒂莫志科注意到,在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翻译中,强势文化的一些语言文化专有项被隐含起来,没有更多说明和解释。似乎弱势文化读者本来就应该了解强势文化的语言文化,加以解释没有必要。很明显,这是文化间不平等关系的表现形式。西方文学自浪漫主义以后还有一条审美标准,即文学作品中应该避免指导性或说教性的文字⑤。后殖民写作与后殖民翻译都与这一标准有相悖之处。考虑到文化障碍,后殖民作者和译者选择对源语文化中的语言文化专有项进行说明解释,文本中必然多了一些说教式的文字。这似乎与西方的审美标准不符,但弱势文化的作者和译者又不愿意妥协。彰显弱势文化往是他们写作和翻译的动机所在。强势文化规范对弱势文化的作者和译者形成巨大压力。不过有时候作者和译者的威望会使得后殖民作品或译文取得良好效果。他们的声名有可能让作品或译文被强势文化接受,而不一定屈从于西方的审美标准。事物总有相对性,代表弱势文化的译者和作者在力争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向外部势力妥协。译文如果要获得出版,必须具备一定条件。除了读者,政府、各种机构、赞助人等都会发挥各自作用。译什么、如何译也不是译者个人完全决定得了的。后殖民写作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自由自在。不少后殖民作者选择流放式的写作生涯,以避开某些政府或机构的审查。如拉什迪和乔伊斯。但是,这些远离本土的作家不得不依赖某些强势文化的大都市养家糊口,各种机构和赞助人的影响无处不在。他们的作品,除了自身文学价值外,很难说没有受到外在力量的干预,其形式、内容、批判视角等各个方面都值得重新审视。如今,全球化进程在世界各地扩张,英语地位日益提高,以英语写作或作品被译入英语是一个作家成功与否的标志。如此一来,是否迎合英语读者、美国读者也成为代表弱势文化的作者或译者的良心问题。泰戈尔自己翻译自己的文学作品,投西方所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例就是极好的见证。多元系统理论认为译文有可能挑战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规范,具一定的革新意义⑥。当代后殖民跨文化写作也有类似作用。这里,跨文化写作仍然指原殖民地人民用原殖民者的语言写作,用强势语言描述和传播弱势文化。乔伊斯就把爱尔兰的史诗、诗歌形式、散文形式、叙述样式等引入英语,促使英语文学变革。后殖民写作在语言形式上的实验和创新也给强势语言文学带来了活力。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重塑了西班牙语文学,乔伊斯的《都柏林人》(The Dubliners)对英语影响极大。后殖民写作跟翻译一样,对译入语语言文化有革新和颠覆作用。正是因为后殖民写作与后殖民翻译有以上诸多相通相同之处,巴斯内特和特里维蒂才把后殖民写作(或称后殖民文学,原殖民地人民用原殖民者语言写作,或弱势文化的人民用强势语言写作)纳入广义的后殖民翻译研究范畴之内。
二、普拉萨德论印度翻译式写作
上面提到蒂莫志科所论后殖民写作涉及国家地区较多,包括原殖民地独立以后的亚洲(印度)、非洲(肯尼亚)、欧洲(爱尔兰)等地。同一本论文集里还有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教授普拉萨德(G.J.V.Prasad)的一篇文章:“翻译式写作———印度英语小说的奇怪案例”(Writing translation:the strange case ofthe Indian English novel),专门探讨印度(或印度裔)作家之作品和翻译的关系。普拉萨德举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拉贾·劳(Raja Rao)为例,说明印度一些作家的写作理念和他们追求什么样的英语。拉什迪建议印度作家应该把英语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为印度语言文化出力⑦。劳则以为印度人用英语写作好比把自己的灵魂置于不属于自己的语言中,但印度人不能像英国人那样使用英语。印度人用英语写作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空间,使得印度文本、语境和英语都有所改变,要让英语印度化。实际上,劳不是在宣扬一种印度英语,也不是英国英语,而似乎是一种第三语言。是用英语写的表现异国语言文化的一种“生硬”(rough)英语⑧。作品使用的语言是英语,但作品中的描写、叙述,人物的思维、观察模式、本能反应等不属于英国人,明显具有异国文化特色。作家使用的手法,处理语言文化问题的方式类似于译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的作品和写作方式与译文和翻译有诸多共同之处。每个印度作家并不一定有一种贯穿始终的语言风格,其英语特色可能因篇章不同而不同。印度作品的英语着力表现印度语境中人物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类型,并不愿意完全融入英国英语而失去特色。例如,印度英语小说里长句不多,而以复杂的名词、动词短语代替。印度作家们娴熟地使用英语来传达印度的俗语、语言节奏和文化特色,使他们作品的英语明显不同于宗主国英语。这些作品表现的印度英语并非现实生活中印度人使用的英语(大部分印度人日常不用英语),而是作家们有意创造出来的,近似翻译式创作的英语。作家们的意图有明显政治性,即让印度语言文化以直译的方式渗透进英语,在原宗主国的领地建立印度语言文化的一方空间。印度作家和印度裔作家之间观点并不一致。拉什迪的英语作品中常常使用一些乌尔都语(Urdu)词汇,来增添地方色彩。迪森(K.K.Dyson)认为,拉什迪算不上双语作家,他不能使用乌尔都语创作。拉什迪英语里的乌尔都语只能算装饰品,他称不上乌尔都语艺术家⑨。迪森对语言使用有不同看法。对她而言,语言似乎应该保持纯洁,不被污染。在不同的场合要使用不同语言。同时,对语言的选择使用也会暴露讲话人的立场。例如,泰米尔语里夹杂上英语可能是为了显示身份。语言的混杂、转换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甚至声音、词语、语法等运用,在说话人和听众那里,都会带来不同的反应。语言会暴露或者隐藏说话人的地域、阶级、宗教、性别、地位等。真正的双语作家应该有意识地小心对待作品中的语言混杂和转换。普拉萨德考察了拉贾·劳和拉什迪各自作品的两个片段,来证明印度英语写作的特点。劳的小说《坎萨普拉》(Kanthapura)一段里有如下特点:英语词汇有明显的印度特色,如借词、变异、仿造新词、罕见搭配;不仅如此,言语风格和叙述结构也呈现出印度化———长长的叙述句,然后会突然转向直接引语。印度式叙事往往会一个情节连一个情节,不像创作文学,倒像很多事件的真实记录,即所谓流水帐。另一段文字选自拉什迪的《午夜儿童》(Midnight’sChildren),文中同样利用词语变异和语法变异来表现人物,其地域、性别及阶级———一位社会底层不识字的妇女。例如有一句英语是“from which cause Idid run from you”○10,明显不合语法,表明主人公没受过良好教育。普拉萨德指出,这样的英语并非真实的印度英语,而是作家精心构造的译文,是作家有意让自己的作品读来像译文。印度作家或者印度裔作家的英语写作有意彰显作品的他者性,让只懂英语的读者不能顺畅地阅读。这种阅读困难是作家们特意营造的效果。他们以为,这样的作品会提醒西方人,让他们意识到英语并不纯粹,可以掺入杂质,英语世界也会打开一个空间,让原殖民地人民现身。具有译文特点的作品既不同于纯正英语,又不同于印度英语,所以难以归属到殖民主义或民族主义两个方面,似乎开创了一个第三空间。这种混杂语言、杂糅文化、想象空间的是是非非难以评判,但是印度或印度裔英语作家们对翻译的巧妙运用值得翻译研究界认真思考。
三、拉什迪的写作和翻译
桑加(Jaina C.Sanga),印度裔美国南卫理工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教授,专门研究拉什迪作品。在她看来,拉什迪作品虽多,却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将它们串联在一起。这些主题是一些隐喻,分别为移居(migration)、翻译(translation)、杂糅(hybridity)、亵渎(blasphemy)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五种隐喻当中,翻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小说《耻辱》(Shame)中,拉什迪这样谈翻译:“我,也是被翻译过了的。我被从一地带到另一地。人们总是相信,翻译中必有所失;我坚持一种看法……翻译中也必有所得。”○11。显而易见,拉什迪所说的翻译远远不只是文字文本间的翻译,它一方面回到了其词源意义,即从一地到另一地,另一方面,是指文化间的互动、互相影响。基于后殖民写作背景,桑加给她所研究的拉什迪的“翻译”下了个定义“翻译是一个过程,即使用语言,对已经形成的文化、社会、政治意识模式进行再创造和重新建构”○12。桑加接受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翻译思想,认为翻译是语言之变形的思想之传播。她也赞同本雅明的看法,以为翻译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原文的生长发展。桑加对其他的翻译研究文献也较为了解,如尼朗贾娜(T.Niranjana)的《给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一书等。桑加还借鉴了俄国思想家巴赫金(M. M.Bakhtin)的语言观。在巴赫金看来,语言不是简单的语法体系,而充满了意识形态,代表着世界观,包含着对世界的不同看法。语言不是中立的,没有单一意义也没有完整意义。语言不可避免地会打上阶级烙印,因为统治阶级会形成官方语言,给某些语言附加上权力。一种语言里还有各种次语言,语言和权力关系有割不断的联系。印度英语自然与殖民权力和殖民活动密切相关。自18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就在印度推行英语。不仅如此,殖民者还把大量的印度文献译入英语,译文体现了英国人对印度人的印象;印度人不可信、驯服、低等、野蛮。印度人按照殖民者的标准被再现,被贴上标签,被评判。东方反映在西方的话语里。殖民者从事翻译,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文本来统治,使殖民统治合法化。19世纪20年代,英国本土仍然以拉丁语等经典教育为主,但在印度,却开始了以驯化印度人为目标的英国文学课程。与政治军事统治相比,英国文学和英国文化教育好比带上了面具的侵略者,用意是缓解因为英国人的压迫和暴力在印度人民中造成的敌对情绪。事实证明,英国语言和文化教育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英国殖民霸权合法化,遏制了殖民地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殖民地现实是严酷的,但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再现却不断地扭曲着现实。非但如此,西方的再现理论却认为再现都是透明客观的,与事实相符。接受西方的再现理论就意味着承认西方的歪曲再现和各种偏见。西方人的观念里,他们优越、正确、掌握着真理,东方人劣等、错误,满脑子谬误。英语便是西方偏见载体之一。以肯尼亚的古吉·瓦·宋(Ngugiwa Thing’o)为代表,一些原殖民地作家觉得用英语作为手段。可以殖民主义反击。既可以扰乱英语附带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又能创造出多元化的英语,让英语嫁接到殖民地本土,为原殖民地语言文化服务,不少作家都在致力于使英语变质:阿契贝Chinua Achebe)把尼日利亚俗语融入英语,萨罗维瓦(ken Saro-Wiwa)使用混杂英语,而加勒比海地区的很多作家(如Edward Kamau Brathwaite,Earl Love-laxe,Sam Selvon,Louis Bennet,George Lamming等)都尽力把当地语言渗入英语,以彰显地方特色,扰乱原殖民者语言。当然,拉什迪的翻译概念不局限在语言文字上。桑加认为,拉什迪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地点等都是模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事件和地点,这也算一种从现实到虚构的翻译。东方的思想和观念经英语表达,翻译也是必经的过程。英语经拉什迪之手,掺杂了很多双关语、搞笑重复语、串联词汇等,还有不少孟买俚语以及乌尔都语、北印度语充斥的文本,这都属于英语的翻译和变形○13。在拉什迪看来,翻译无所不能,是反殖民和为后殖民文化开拓空间的绝佳工具。他的翻译概念有点类似于德里达的哲学翻译观,随着挥洒竟也合情合理。小说《耻辱》同时也关系到乌尔都语耻辱(sharam)和英语“shame”之间的不可译状况。乌尔都语中的“sharam”有多重含义,如尴尬、挫折、体面、谦恭、腼腆、命中注定等,英语的“shame”根本无法全部表达。小说《耻辱》中主人公苏菲娅(Sufiya)的命运能够蕴含乌尔都语“sharam”的各种意义,苏菲娅从正常女孩向野兽变形的过程也可视为一种翻译。苏菲娅小时候仅仅容易害羞、腼腆、禁不住脸红。后来发展到杀死218只火鸡,将它们撕碎,掏出内脏。再后来她攻击姐夫,奸杀四个少年,化身为黑豹,到处杀人,最终变为火球爆炸。苏菲娅一步步翻译变形的原因是外界压迫所致。她的父亲和丈夫把她看作弱智,给她吃药,关在阁楼里。她开始自虐,又被催眠和治疗。连她的医生最后也死在她手上。苏菲娅体现的“sharam”非英语“shame”所能传达。她的命运即人的变形和翻译。在这部小说中,拉什迪力图传译东方的“sharam”概念,虽明知不可译却勉力为之。他想通过整部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赋予英语“shame”新的含义,多重意义。小说《耻辱》中还有一个词“takallouf”属于不可译范畴。“takallouf”指一种缄默不语的社会礼仪,约束人们,或者受害者有苦说不出。小说里有一位丈夫海德(Raza Hyder)计划出门到卡拉奇去。他的真正目的是去勾引别人的妻子,但他告诉自己的妻子,因为她怀有身孕,所以不需要同他一起经受旅途颠簸之苦。妻子面临的处境就是“takallouf”,有苦说不出,只能表面上相信丈夫的话,自己承受痛苦。英语里找不到能表达这种处境的词语,所以“takallouf”是不可译的文化概念。拉什迪对这一概念的重视还折射出他对于巴基斯坦国的态度。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出来,主要由于英国从中挑唆,并非纯粹是宗教和政治分歧所致。看到巴基斯独立出来,演变为一种神权国家,拉什迪极为痛心,又难以表达自己的郁闷,处在有口难言的状态,即“takallouf”。小说《耻辱》也隐含了这层意义,微妙到难以用英语完全传译出去。实际上,巴基斯坦也是被翻译过了的,是译文,并非纯粹的巴基斯坦(the Pakistan he presents isone in translation)○14。拉什迪把巴基斯坦的现实变为小说,来避开政治迫害,这当然是一种翻译,谋求后续生命的翻译。拉什迪的本意也许是质疑巴基斯坦的历史和政治,并加以嘲讽,然而现实变形为小说,使得虚幻和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何尝不是对小说的翻译?虚构的小说难道仅仅是小说吗?苏菲娅的耻辱是女性之耻,也是国耻。国家有被遮蔽了的历史,女性有被剥夺了话语的沉默。拉什迪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被淹没了的历史,也把女性长久以来的沉默无语翻译成娓娓叙述。新的空间因此而开启。为了质疑所谓唯一正确的英语,拉什迪作品使用特殊的语言策略,这一点是跟文字文本意义上的翻译最相近的。他作品中常有一连串的从句,好多破折号,还夹杂着数不清的各种印度词语。很多情况下他直接使用乌尔都语和北印度语,不加说明注释。《午夜儿童》○15就有诸如“tamasha”(娱乐场面)、“goonda”(小偷、盗贼、俗人)、“dhobis”(洗衣匠)、“junglee”(庸人、流浪汉)等。还有《撒旦诗篇》(TheSatanic Verses)○16里的“baprebap”(呵,上帝)。桑加以为,拉什迪这样做的效果有两个:一是描述印度人物和经历,二是让印度语言和英语合二为一,构成对英语主流话语的抵抗。例如作品中大量的孟买俚语就让标准英语变质了,强迫读者正视英语中的印度元素。这还体现了拉什迪的语言观,即语言是动态发展的,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构建语言,原殖民者的语言完全可以成为解构殖民主义的工具。拉什迪作品中的人名也被赋予了丰富的含义。如《撒旦诗篇》中的钱查(Saladin chamcha)。在乌尔都语里意为“汤匙”,在印度语境里又往往指“马屁精”。小说里的钱查正是不折不扣的马屁精,以讨好英国人为能事。他的印度情人曾经辱骂他的下贱奴隶思维,被英国人呼来喝去却奴性不改。钱查的名字与人物一起对那些奴颜婢膝讨好洋人的人构成辛辣讽刺。拉什迪小说中的人物多使用印度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使英语印度化了。拉什迪把印度史诗的口语特点“翻译”到了英语小说中。他的小说与西方传统的直线式叙事不同,常常呈螺旋式,绕圈子。有时会重复以前的事件,然小说,与传统的西方叙事方式搅在一起,能达到干扰西方文学样式的作用。拉什迪《撒旦诗篇》里还吸收《古兰经》(Koran)口语叙事的一些形式,戏仿之,有特殊效果。小说《耻辱》的叙事结构也与《古兰经》相仿。这也是拉什迪遭伊斯兰教徒痛恨的原因之一。拉什迪的翻译概念还包含对地域的“翻译”。《撒旦诗篇》里的钱查把伦敦当作梦想中的家园印度。另一个人物吉不利尔(Gibreel)幻想把伦敦变成印度城市的样子:湿热、懒散、到处鸟语花香,拜访朋友不必事先预约,能享受大家庭的天伦之乐,以及香辣可口的食物,和在第一场季风来临时兴奋地到雨中奔跑。《午夜儿童》里有一位驻印度的英国特使则致力于把英国搬到印度去。他在印度的庄园按照英国的风格建造:红色带山墙的房顶,高高的塔楼。各处建筑还取有欧洲式的名字,如马赛别墅、白金汉庄园等。不仅如此,英国每天傍晚六时喝鸡尾酒的习俗也被“翻译”过来。印度似乎成为英国的译文。拉什迪使用“translation”一词当然有文字文本间的语言转换之意,但决不止于此。对于他来说,翻译的意义太灵活了,简直不允许我们去界定。广义地说,翻译可以指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如英国人想把印度人翻译为英国人,有些印度人也渴望把自己翻译为英国人。翻译指文化、人之变化,还有地域变化、文学样式变化、语言变化等。在不同情景下,“trans-ation”也能对应“变形、变化、转移、转化、改造、模仿、模拟、戏仿、颠覆、替换、更新……等等多重含义。桑加对拉什迪文学作品的专项研究大大丰富了翻译的内涵,使我们加深和拓宽了对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的理解。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在彼此融合中拓展了疆域。
四、帝国内部的后殖民写作和翻译
后殖民研究中的不少术语尚有不妥之处。例如“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殖民者”等。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奉行欧洲中心主义,欧洲内部也有被殖民者。如爱尔兰独立以前就是英国的殖民地。爱尔兰当然地处欧洲。另外,中欧和东欧的很多国家并没有加入到1492年以后对亚非拉殖民的行列中。即使是头号殖民大国英国,历史上也曾经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长达400年之久○17。英语甚至不是英伦三岛本土语言,是由入侵的日耳曼部落引入的。在17世纪之前,在英国占据着文字艺术殿堂主流地位的还不是英语,而是拉丁语和法语。17世纪英国的大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曾经想过用拉丁语写他的名作《失乐园》(ParadiseLost),后来才改用英语写。再往细微处考察,English一词代表的含义也不确定。English可以指英语,不会有太大异议(当然还有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等)。但如果用来指代不列颠民族,则不太准确,因为英国国内还有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人等。这些民族的自我身份意识强烈,不愿意被称作English。关于English意指英语语言,同样需要澄清很多问题。英语在19世纪之前,被看作不如拉丁语和法语等纯正,需要吸收拉丁语法。随着英国逐渐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英语也被推到了最优等语言的地位。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课程首先在殖民地印度开设。1851年,格里姆(Jacob Grimm)在柏林皇家科学院声称,英语是世界上最有表现力的语言,注定要在将来统治全球○18。不过英语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英国国内各地区的英语也被分为三六九等。英国东南部的语汇和发音被看作是最标准的,根本原因是那里的居民较为富有。其他地区的英语被视为野蛮人英语或农夫英语。实际上,英国
东南部的语言仅仅是英国全境内的方言之一,之所以得到高于其他方言的地位,是人们给语言附加上了其他价值,如财富、经济地位、身份、教育程度,甚至还有智力高下等。这种现象是语言帝国主义的表现之一,遭到英国非东南地区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塔利布教授(Ismail S.Talib)给后殖民文学下的定义是殖民地人民或原殖民地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19,较为明确,表面上与其他后殖民文学的定义(如前面蒂莫志科的定义)相差无几。而关于殖民地,他借鉴了其他人的定义,尤其是以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不平等关系为标准的界定方式,使殖民和后殖民的内涵大为扩展,超出了一般意义。塔利布对后殖民文学范围之拓宽突出表现在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文学问题上,他把这三种文学列为后殖民文学。苏格兰、威尔士文学被划入后殖民文学研究对象,这在其他著作中甚为少见。如果有人说英语文学中有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的著作,简直是老生常谈。但如果反过来说不列颠群岛上的文学作品不是用英语所写,恐怕知之者鲜见。英语文学的垄断地位使不列颠群岛上的其他语言隐身了。摆脱隐身状态则成为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等使用当地(非英格兰英语)语言的作家们的使命。历史上很久以来,不列颠群岛上的非英格兰人都能感受到英格兰和英语的威胁,因而怀有敌意。12到14世纪,使用威尔士语(一种凯尔特语)的一些诗人就号召威尔士人保卫威尔士文化。到20世纪初,威尔士语诗人琼斯(Gwenalt Jones)提醒威尔士
人,说威尔士语言文化正面临消亡。与此同时,英格兰人以为苏格兰、威尔士等非英格兰地区和文化庸俗、古怪、幼稚,此类民族歧视加深了英国内部各文化之间的矛盾和仇视。相应地,“Anglo-Irish litera-ture”,“Anglo-Scottish literature”,“Anglo-Welsh lit-erature”分别指“爱尔兰英语文学”、“苏格兰英语文学”、和“威尔士英语文学”,藉此和“爱尔兰语文学”(Irish literature)、“苏格兰语文学”(Scottish litera-ture)、“威尔士语文学”(Welsh literature)相互区分。爱尔兰政治上独立之前,文学上的民族主义曾经风起云涌。也可以说,爱尔兰语言文学的革命和独立是爱尔兰政治独立的先导,起到了唤醒民众、发动群众的作用。如今,苏格兰和威尔士刻意模仿爱尔兰革命进程,极力推行语言和文化独立。爱尔兰英语文学归入后殖民文学通常不会有很大争议。爱尔兰英语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和贝克特(Samuel Beckett)可以算作代表。乔伊斯的作品《芬尼根的觉醒》(Finnegan’s Wake)之语言运用有独到之处,有意识地偏离了标准英语,是把殖民者语言拿来供被殖民者使用的典范。贝克特则走着另一条道路。其作品先用法语写成,然后再把其中一部分译入英语。他们的作品在语言使用上体现出了鲜明的反殖民色彩。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反英倾向不太引人注目,但仍有很多明显的迹象。例如苏格兰作家迈克林(Duncan Mclean)就认为苏格兰实际上是英国的殖民地○20。威尔士则有一位民族主义作家托马斯(R.S.Thomas)。托马斯年近三十开始学习威尔士语,倡导威尔士人一定要学习威尔士语。为了给利物浦和伯明翰提供饮用水,威尔士的山谷被用作引水渠,这让
托马斯十分恼火,即使是威尔士极端分子烧毁了英格兰人拥有的度假村,托马斯也不予谴责。他甚至支持威尔士人武力反抗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作家们最擅长的反殖民阵地自
然是语言和文学作品。做法之一是使用英格兰地区不用的方言英语,另外是加入很多污言秽语,比如跟性有关的词语或者与粪便相关的词汇。这些做法被一些人称作语言中的暴力(linguistic violence)。例如苏格兰作家凯尔曼(James Kelman)有一部小说《多么晚,多么晚》(How Late It Was,How Late),就是典型的例子。塔利布从中选出一段,共190个单词,其中“fuck出现17次,平均每11个单词出现一次。如果加上“bastard”、“cunt”等词语,污言秽语则占总数的十分之一○21。詹肯斯(Simon Jenkins)称凯尔曼为“不识字的野蛮人”(illiterate savage)。虽然如此,小说《多么晚,多么晚》竟然获得了英国1994年度的“书人奖”(Booker Prize)。詹肯斯把这种做法叫做“文学毁灭主义”(literary vandalism)。另一位苏格兰作家欧文·威尔(Irvine Welsh)也使用相同的语言策略,甚至在他为电视剧写的剧本里也有大量的带“f”的词语(f-words),大约4000个。污言秽语(以“f词语”为代表)的反殖民意义在于这些词语是标准英语里禁用的,与英格兰语言纯洁化的规范相抵触。凯尔曼这样解释“fuck”:他从小就使用这个词,但直到二十几岁才理解它的含义。“fuck”一词在苏格兰有上百种含义,上千种不同的用法,应当属于与英格兰官方语言相区别的方言类别。在凯尔曼的小说获“书人奖”前后,英国全境对于“f词语”的宽容度在提高。据哈里森(D.Harrison)统计,1993年《独立报》使用“凯尔曼词语”232次,而1998年只有8次。1993年,《卫报》使用这类词语227次,《观察家报》使用49次○22。凯尔曼使用“f词语”有理有据,他声称自中世纪到文艺复兴,“f词语”一直代表着苏格兰语言文化传统。苏格兰作家坚持使用“f词语”,意图彰显当地语言身份,故意跟标准英语唱反调,颠覆所谓的“标准英语”。这是对“标准英语”的翻译,也是把苏格兰方言翻译到“标准英语”中去。此类具有文化翻译意义的写作方法和作品影响深远,以至于欧文·威尔士的充满“f词语”的小说《找火车》(Trainspotting)被人看作苏格兰的《盖底斯堡演说》———宣告反叛的标志。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的语言反叛有其史原因。长期以来,不列颠群岛上的凯尔特语都受到英语压制,到现在消亡的消亡,仅存的也岌岌可危。曼克斯语(Manx)、科尼什语(Cornish)已经灭绝。爱尔兰境内能讲爱尔兰盖尔语(Irish Gaelic)的只有50万人,在威尔士能讲威尔士语的也只有50万人,而在苏格兰能讲苏格兰盖尔语(Scottish Gaelic)的仅剩不足8万人。威尔士曾经因讲威尔士语的人超过讲苏格兰语的人而沾沾自喜,不过讲威尔士语的人从人口比例上看并不多(仅占威尔士总人口的18%),情况并不乐观。爱尔兰的处境稍好,因为它是爱尔兰的第一官方语言,小学中学里还有爱尔兰语课程。
但是英语的诱惑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爱尔兰人,爱尔兰语也仍然列在联合国濒危语言的名单中。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历史上受英格兰压迫和统治,其语言文化被排挤到边缘地位。而当前三地的语言文化面临危机,人们也意识到了反对殖民主义的重要性。以上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促成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反殖民思潮和后殖民文学的发展,寻求独立的语言文化便是标志之一。把苏格兰语、威尔士语、爱尔兰语渗入英语,凸显不同于英格兰的语言和文化,属于广义的翻译,与印度或印度裔英语作家的语言策略相似。这种语言文化的翻译同
样是反殖民的武器,有利于弱势民族、弱势文化争取自己的空间。
五、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关系
从字面上看,后殖民写作(或后殖民文学)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联系在于“后殖民”。如前所述,罗宾逊的“后殖民”指三个阶段:一、20世纪中叶各殖民地独立以后;二、15世纪殖民地开始以后;三、权力关系参照下的全部人类历史。与之相比,蒂莫志科的“后殖民写作”范围较窄,局限于原殖民地人民用原殖民者的语言写作,或者弱势民族用强势语言写作。当然弱势民族的作家既包括身处原殖民地的人士,也包括已经移居原殖民者大都市的移民。蒂莫志科的“后殖民”概念相当于罗宾逊划分的第一范畴和第一时间段。透过表面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相通之处在于后殖民写作的目标和形式,以及翻译概念的扩展和灵活运用。后殖民写作的目标之一是反殖民主义,质疑殖民主义的“文明使命”,清算殖民主义给被殖民者带来的苦难。世界各地的文化只有差异之分,并无高低贵贱之别,所谓殖民者带来光明的说法,只是粉饰侵略罢了。殖民地当地语言文化被排挤到边缘,失去合法地位,被贬低、被妖魔化,这一切都需要原殖民地人民去反抗、去言说,去更正,来夺回自己的生存权和合法地位。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根本目标都在于此,这也是两者最核心的共同之处。后殖民写作的方式类似于翻译,或者说直译,就是指对原殖民地文化的语言专有项、文化专有项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或原封不动移入强势语,或直译不加说明,或直译加上解释如果把后殖民写作看作翻译,其原文就是原殖民地语言文化,译文是文学作品。近似于直译译文的文学作品有如下用途:把弱势语言强加于强势语言,凸显弱势语言之存在;把强势语言弱势化,让强势语言打上弱势语言的印记;输入弱势文学写作样式,让强势文学多元化;输入弱势文化概念,在强势文化中争取弱势文化生存空间;彰显弱势文化,力促强势文化多元化。后殖民文学作品的这些效果亦可称为对强势语言、文学、文化的翻译,翻译即颠覆、替换、更新。后殖民写作被列入广义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之中,这是巴斯内特和特里维蒂的创新之举。至于拉什迪所谓的翻译,除了文学作品语言近似于直译译文外,尚有更加灵活复杂的意义。例如现实翻译为小说,小说翻译为政治批评,人翻译为兽,印度人翻译为英国人,印度庄园翻译为英国庄园,伦敦翻译为印度城市等等。“translation”具有“变形、变化、转移、转化、改造、模仿、模拟、戏仿、颠覆、替换、更新……”等多重含义。拉什迪所说的翻译在很多场合是比喻意义,是后殖民文学与翻译概念的灵活运用,当然属于广义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把帝国内部(大英帝国)弱势民族的文学写作列入后殖民写作是对“后殖民”概念的扩展,相当于罗宾逊的第三范畴。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的英语写作和印度或印度裔作家的英语文学类似,都用标志民族身份的语言文学文化形式打入英语内部,为弱势民族争得一席之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三地的后殖民文学写作是对英语语言文化的翻译,属于以权力关系为参照的后殖民翻译研究范畴。若以此为契机,重新考虑殖民地和殖民者、原殖民地和原殖民者,后殖民文学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将会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因为帝国内部的文化翻译———强势文化强加于人或者弱势文化被迫模拟强势文化———这一常常被忽略的领域有可能使得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考察对象更加全面,认识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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