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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翻译出版奖得主刘方:我实现了我的愿望

2014-02-13 11:50:33 user 69
2013年12月12日,傅雷翻译出版奖在京揭晓,老翻译家刘方翻译的《布罗岱克的报告》最终赢得该奖。在获奖致辞中,刘方说:“我从小就喜欢法国文学,把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是我最大的愿望。”
  南宁翻译公司分享从事文学翻译是出于“兴趣主义” 
  刘方出生于1932年,18岁参军,成为第一批解放西藏的女兵,5年后转业先学俄语,后来进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法语。刘方从小就喜欢文学,读着翻译小说长大,她至今还记得自己小学时读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特别喜欢翻译成中文的押韵诗句。
  由于对文学的痴迷,外语系出身的刘方一门心思想搞文学翻译。在南大学习5年法语后,刘方留校任教,后又调入中央电视台国际组,从事新闻翻译工作。“文革”后,刘方放弃了在电视台的工作,调入中国外文局主办的《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中译外的翻译工作。当时很多人觉得她的选择“太奇怪了”,可刘方说自己就是“兴趣主义”,“我不喜欢新闻,我喜欢文学,我就是想做文学翻译”。当时的选择,刘方一直坚持到如今。
  有了兴趣的指引,刘方想尽办法抓时间,刻苦钻研翻译。中译外可以说是刘方的“主业”,在《中国文学》杂志工作期间,她翻译了很多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和古今诗歌,退休后还将《少年天子》《穆斯林的葬礼》《老子》等中文作品译成法文出版。
  20世纪80年代初,刘方开始“业余”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陆续翻译出版了罗伯尔·默尔勒的《倾国倾城》、雨果的《冰岛恶魔》、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布瓦尔与佩库谢》,巴尔扎克的《夫妻生活的烦恼》及杂文,以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都德小说选》和加缪、艾尔莎·特丽奥莱、杜拉斯等人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译林出版社组织多位法语译者合译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7卷本,刘方与陆秉慧一起合译了第6卷《女逃亡者》。1996年,刘方参与、多人合译的《蒙田随笔全集》由译林社出版,她称翻译蒙田“难度大于翻译普鲁斯特”。因为蒙田随笔距今时代久远,他的创作风格晦涩难懂,在当时就曾受到批评,要准确地译出语句所传达的含义,的确有不小的难度。刘方介绍说,就像中国研究《红楼梦》有“红学”一样,法国也有“蒙学”,蒙田研究一直在不断发现新的材料或研究成果。当出版社要出新版《蒙田随笔》,询问译者是否要重新修订原译文时,译者们异口同声:“当然要改!”“重新一看,发现有很多变动,有的是我们自己的错误要改正,有的是有新的研究成果要补充”。刘方说:“发现错误很懊恼,觉得‘怎么会错呢’?所以新版的《蒙田随笔》基本上是重新翻译了一遍。”
  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兴趣,而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刘方也遵循“兴趣主义”,“有所译有所不译”。她对不同作者有自己的看法,在翻译中也有所选择。她喜欢阿尔封斯·都德,在翻译《都德小说选》的时候,自己选择翻译长篇小说《小弗乐蒙和大里斯勒》以及选本中的其他大部分作品。这部长篇描写了19世纪下半叶的巴黎社会,刘方特别对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赞许有加。她回忆与好友陆秉慧合译《巴尔扎克全集》杂文卷的过程时说,以前只知道巴尔扎克的小说写得好,翻译时才发现原来巴尔扎克杂文的语言精练,风格犀利,翻译巴尔扎克杂文的过程也是再学习的过程,这样的翻译过程令她感到愉悦。而在翻译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成天上树的日子》之后,尽管出版社说杜拉斯的书很受读者欢迎,刘方还是回绝了再次翻译的邀请,她认为杜拉斯的作品“写出了异域风情”,但从文学角度看,并不是上乘之作,她不喜欢杜拉斯的文字。
   南宁翻译公司分享“这是我翻译的最后一本书” 
  法国作家菲利普·克洛代尔的小说《布罗岱克的报告》曾获得2007年的“中学生龚古尔奖”,这一奖项的获奖作品往往比“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更受法国读者欢迎。刘方翻译该书,也是出于“兴趣主义”,“译过那么多书,能让我流泪的只有这一本”。刘方这样描述该书带给她的震撼:“下笔不多,但一个个鲜活的人跃然纸上,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场景让人终生难忘……没有正面描写战争,但上世纪那场侵略战争如何践踏人的尊严,如何扭曲人的灵魂,如何蹂躏天赐的美好,如何揭露尘封的丑恶,这里都有用血和泪提供的佐证。难怪作者的犹豫和惆怅始终溢于言表,而且感染了我。”刘方觉得,现在写这样的作品不多了,除了内容,该书在结构上看似天马行空,但脉络清楚,文字感染力强,不故作深沉,因此初读作品后她欣然决定翻译。
  这是一份“连作者自己都认为很难翻译的‘报告’”,尽管是“老将”,但在翻译过程中,刘方还是碰到了一些技术问题,书中有德文词汇需要查德文字典;还有一些词句,需要与作者直接联系以求得更好的解释。作者建议刘方,文中的方言都原文照登,刘方答应了,但仅保留了作者认为没有意义的几个词的原文,而对于其他有意义的方言词句,尤其是特别重要的词句,刘方做了意译,她认为这样“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对于《布罗岱克的报告》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刘方并没有思想准备,她甚至都不知道有傅雷翻译奖,主办方通知她入围了,请她参加颁奖礼,她就去了,没想到会拿奖。不过对刘方来说,《布罗岱克的报告》获奖是对她翻译成就的肯定,也有着更特殊的意义——它为刘方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今年82岁的刘方,因为眼睛疾患,已经很难再长期伏案从事翻译工作了。“《布罗岱克的报告》是我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能获奖,刘方“很高兴”,“我实现了我的愿望”。
   南宁翻译公司分享“文学翻译工作不能小看” 
  “不要小看了文学翻译,文学对一个人心灵上的感染力,比一般的说教要深刻得多。比如当年很多人都是因为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等名著,才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好文学都是宣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哪怕作者自身是保守的,比如巴尔扎克,他自己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但是他作品中所表现的一切,完全超出了他的世界观,揭露了社会的复杂性,这是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文学的力量是很大的。” 谈到翻译时,刘方仍然难掩自小对文学的热爱之情。她认为,文学给人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式的,“让人从心底里接受”。她们这一代人,从中外文学的优秀成果中得益良多,而谈起文学和文学翻译如今的处境,刘方的口吻中多了几分遗憾,她理解年轻人生存的压力,但说起现在人们很少读书,刘方仍然连称“可惜”。
  正是由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翻译的兴趣,刘方并不特别看重翻译的稿酬。她承认翻译的报酬是很低的,“你不知道翻译蒙田的作品一千字要花我们多少天的时间啊,如果光从钱的角度算我们都不干了”。刘方笑着说:“不过这个倒无所谓,我翻译的时候也不会想着谁来重视我什么的,我按着我的兴趣翻译就是了。很多译者都没有太考虑这个问题,至少我们这些老翻译是没有考虑的。”相对报酬而言,刘方更在意工作的态度。她很怀念以前做翻译时,出版社的法语编辑会一句句核对原文,纠正译者难免的失误;对于一个句子的多种译法,译者和编辑会反复讨论商量,确定最合适的译法。
   南宁翻译公司分享“说自己的话” 
  老一辈的法语译者中,刘方最欣赏傅雷的翻译,她觉得傅雷的翻译很好地兼顾了中文和法文的不同之美。评价译本,刘方看重“流畅”。在她看来,翻译是再创造,“信达雅”的标准中,“信”是基础,翻译作品当然要以原文为基础,要真实准确地译出原文的内容和风格。但译文也应该是“自己的话”,要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法语明朗、准确、充满幽默感,但不同作家的风格和表达方式不尽相同。都德、雨果的感情充沛,福楼拜的冷峻,左拉自然主义的语言方式“有点啰唆”,这些语感的差别都需要译者在译文中加以体现,这就是“达”。同时,语言是有节奏的,所以翻译时,译者需要反复推敲,必要时会在译文中加减字,以求读起来更舒服,这就是译文“雅”的层面。如果说“信”的程度取决于译者的外语水平,“雅”则与译者的中文修养密切相关。做文学翻译,刘方觉得并没有速成的方法,“多读书,读中文作品,读法文作品,在阅读中加强自己的中文修养,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力求对语言的理解更深一些”。
  作为从事了多年中译外的老翻译,刘方所说的“说自己的话”更有弦外之音。她说中国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非常多,但反观法国,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却很少。这其中有译介方式的原因。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法文,当然最好由法国人来做,但一方面法国很少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是熟练的法国翻译,对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俗语、成语等也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刘方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合作翻译:“当年的《中国文学》杂志就聘请了外国专家为翻译把关,我们有了问题,随时可以向他们请教,这非常好。”说起《中国文学》杂志,刘方很自豪:“《中国文学》杂志翻译介绍了很多中国当代的中短篇小说,以及古诗和新诗。它面向海外发行,订户曾达到两万多。”《中国文学》杂志还出版过一套“熊猫丛书”,有英文版也有法文版。这套丛书着重译介了很多中国当代作家的长篇作品,如《绿化树》《人到中年》等,在法国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应该多多推介中国文学”,刘方强调,这可能是老翻译家对“说自己的话”更深层的表达。
 
   南宁翻译公司分享译文 
  “你们曾经观察过蝴蝶吗,镇长先生,还有您,小学教师先生,对,蝴蝶,无论哪个种群的蝴蝶?没有?从没有?遗憾……太遗憾了!我可不一样,我把我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蝴蝶。有些人关心化学、医学、矿物学、哲学、历史,我呢,我整个的生活都奉献给了蝴蝶。它们完全值得我这样的奉献,但很少有人能明白这点。这很可悲,因为如果人们更关心一些这种华丽而脆弱的创造物,就可以从中吸取对人类具有非凡作用的教训。你们想想,比如,在鳞翅目里有一种以‘火焰王’之名著称的昆虫,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们有一种行为乍一看似乎毫无道理,但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那种行为完全合乎逻辑。谈到蝴蝶,可以说用极其聪明几个字来形容它们是很有道理的。‘火焰王’大约二十只一群。当它们当中有一只找到了足够的食物供给全体食用时,你会想它们当中一定存在某种团结精神促使它们共同生活。它们往往能容忍自己的群体内存在其他种群的蝴蝶,然而,一旦有一只捕食类动物闯入它们的群体,‘火焰王’之间似乎会互相通报,用一种不知什么样的语言,于是,大家都躲藏起来。而那些普通的蝴蝶在片刻之前还与之同在一个群体内生活,但它们好像没有得到消息,于是,被鸟吃掉的就是它们。‘火焰王’把一个猎获物送给捕食动物,就保全了大家的生命。当它们群体内一切都很顺利时,一个或者几个外来户并不会让它们感到别扭,它们也许还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利用那些外来者呢,然而,一旦出现了危险,事关它们整个群体的生存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与它们不同种群的蝴蝶。” 
  布勒停止说话,然后重新开始一边踱方步,一边观察汗流浃背的奥施威尔和迪奥代姆。 
  “也许有些思想狭隘的人会认为那些蝴蝶的行为缺乏道德,但道德是什么,道德有什么用?唯一的、占压倒优势的道德就是生命。只有死人永远是错误的。” 
  ——刘方译菲利普·克洛代尔《布罗岱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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